儒學以敦親睦鄰的姿態向四方四地的周鄰們產生影響，中華文化的博大也吸引著四周四地的鄰近國家欽羡，派出為數不少的求道者於中國或儒學典籍中攝取養份。東亞國家尤以韓國、日本、越南最為深遠。

漢代司馬遷《史記》已提到漢朝曾派人入朝鮮(韓國)，此間陸續將漢代提倡的儒學也傳進韓國。韓國成均館館長崔昌圭說：「孔子不僅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韓國有將近80%的人信奉儒教或受過儒教思想的薰陶。」時至今日，儒教在韓國仍佔據主導地位，孔子所倡為國盡忠、敬信節用、愛民如子、人倫之中、忠孝為本的思想已融入韓國人的血液，成為國家發展和人生道路的精神能源。韓國成均館即為韓國崇祀孔廟的地點，至今每年都有隆重的古禮祭典。

西元7世紀，朝鮮歷史上的三國時代（指西元1世紀至西元7世紀的約700年時間）末期，高句麗、百濟、新羅相繼派遣留學生赴唐朝學習，儒學也得到了朝鮮國家的正式承認。據《舊唐書．東夷列傳》記載，高句麗最早接受儒學，在小獸林王二年即372年，就已設立儒學教育機關，以「太學」為最高學府，傳授「五經」、「三史」等儒家經典和中國史籍，以培養國家官吏；在地方設立「扃堂」，面向地方貴族和平民子弟傳授「五經」、「三史」和射箭技術。三國中的百濟從建國初便接受儒學，到西元4世紀也有了完備的儒學教育機關，並對儒學傳入日本起著重要作用，正是百濟儒學博士王仁把《論語》等儒學經典傳到日本。

新羅地處朝鮮半島中部，雖發展較遲，但在西元6世紀時，儒學也獲得了官學的地位。西元503年，新羅國王正式稱王時便是按儒家的方式改換年號和國號的。

朱子學在朝鮮的傳播大約在高麗王朝末年到李王朝的建立期間。朱子學傳入朝鮮之初與漢、唐儒學的傳入有相似之處，即都是以移民為傳播關鍵。西元1224年春（嘉定十七年），朱熹的曾孫朱潛棄官，「及閘人中公濟、趙昶、陳祖舜、周世顯、劉應奎、杜行秀、陶成河七學士浮海而東。……舟泊錦城仍居焉」。朱潛等來到朝鮮後，建書院講學，對朱子學的傳播起了關鍵的作用。但這一時期朱子學在朝鮮只是以民間私學的形式存在和發展。

朱子學產生於南宋時期，其時，朝鮮高麗王朝重點扶持佛學，高麗太祖王建在自己的《十訓要》中第一條件裏明確規定了弘揚佛學之國策：「我國家大業，必資諸佛護衛之力。」由於受佛學的排擠，儒學只能片面發展。至高麗王朝末年，佛教隨著王朝的衰落而減少影響，當時的知識份子開始從元朝引進朱子學，試圖以此取代佛學。其早期代表是安珦（1243～1306）、白頤正、權溥（1262～1346）、禹倬（1263～1342）、李齊賢（1278～1367）等。

西元1289年，高麗集賢殿大學士安珦隨高麗忠烈王赴元大都，首次接觸到《朱子大全》，於是手抄此書，回國後在太學中講授；又因十分敬慕和尊崇朱熹，遂將自己的號也改為晦軒。1298年後，白頤正隨高麗忠宣王專赴元大都攻讀朱子學達十年之久；學成回國時帶回大量的儒學典籍，設館講學。李齊賢滯留元大都三十餘年，至54歲時才回國。

到14世紀初，朱子學在朝鮮得到廣泛的傳播、發展，李穡（1328～1396）、鄭夢周（1337～1392）、李崇仁、鄭道傳（1337～1398）、權近（1352～1409）等是這一時期傳播朱子儒學的傑出代表。他們以朱子學為理論基礎，從道德、政治、經濟和哲學等各個領域對佛教展開批判。由於鄭傳道、權近等均為李王朝的開國功臣，在李王朝有著較高的政治地位，為15～16世紀朱子儒學在朝鮮的興盛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鄭傳道與權近被稱為李王朝初期朝鮮朱子學的「雙璧」，雖然他們的思想各有側重，鄭氏致力於排佛，而權氏則致力於對朱子學的探究和發展。

李王朝建立以後，以開國功臣為核心的勳舊派和地方書院裏受到朱子學影響的士林派開始了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權力鬥爭，曾經發生「戊午」（1498年）、「甲子」（1504年）、「己卯」（1519年）、「乙巳」（1545年）四次流血事件，史稱「士禍」。雖然在這場權力鬥爭中，前期士林派的學者如金宗直（1431～1492）、金宏弼（1454～1504）、趙光祖（1482～1569）、李彥迪（1491～1553）等一大批有影響的代表人物、名儒，歷盡磨難，成為這四次「士禍」主要的受害者，但他們以朱子學為理論基礎，通過實際運用，大大擴展了朱子學的思想影響，也促進了朱子學的長遠發展，產生了像李滉（1501～1570）、李珥（1536～1584）幾位真正朝鮮化的朱子學派。被稱之為後期士林派的代表人物如李滉、李珥正是在前士林派的基礎上集朝鮮朱子學之大成，使成為朝鮮正統理念的朱子學（又稱性理學）蓬勃發展，將朝鮮朱子學發展到哲學思維水準的頂峰，從而引發了朝鮮朱子學史上圍繞被稱為後朱子學「雙璧」的李滉與李珥之間的「四七理氣論辯」以及性情善惡、人心道心問題等，展開長達三百年之久的學派論辯公案。

朱子學在李王朝迅速發展的同時，16世紀初陽明學也開始傳入朝鮮。樸陽（1747～1530）在《訥齋集》附錄年譜中有「陽明文字東來，東儒莫知其為何等語，先生見其《傳習錄》，斥謂禪學」的記載。金世弼（1473～1553，號十清軒）在《十清軒集》中說：「陽明老子治心學，出入三家晚有聞，道脈千年傳孔孟，一毫差爽亦嫌去。」又據朝鮮《宣祖實錄》記載，宣祖王與李瑤等人曾談論過有關陽明學的情況，宣祖王對領議相柳成龍說：「若使陽明為今年日經略，則此賊可以蕩掃矣。」但陽明學初傳朝鮮時正值朱子學蓬勃發展的時期，由於朱子學的強大影響，尤其是朱子學代表人物的政治地位使得陽明學難以立足。李滉就曾著《傳習錄辨》一文專門批駁陽明學：「其心強狠自用，其辭張惶震耀，使人眩惑而喪其守，賊仁義，亂天下，未必非此人也。」只是由於許筠（1569～1618）、張維（1587～1638）等人的努力才使陽明學有一定程度的發展。

許筠發揮王陽明「良知良能，愚夫愚婦與聖人同」的思想，反對禮教，宣導平等。而張維則肯定和推崇王陽明「知行合一」說以及強調主體「良知」、尊重個性的思想，在朝鮮陽明學發展史上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並對朝鮮陽明學思想的代表人物鄭齊鬥（1649～1736）產生頗深的影響。

鄭齊鬥，號霞谷，曾官拜漢城府尹、元子輔養官等。他全然不顧朱子學派將陽明學視為「異端」學說，積極研究和傳播陽明學，並通過批判朱熹「析心理為二」，全面闡明和論證了王陽明「心外無理」、「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學說的精髓，建構了自身獨特的理論體系，成為朝鮮陽明學思想的確立者和集大成者，形成了一脈相承、弟子眾多的學派。

鄭齊鬥之後，鄭原一、鄭文升、李匡明、李匡師等還以陽明學為基礎，在史學、書法、詩歌、實學等學術領域多有成就。但由於正統朱子學派的鎮壓，陽明學長期被斥為異端，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陽明學在朝鮮只是作為私學流傳。日本部分，西元377年，漢代書籍傳到日本，第二年有一個叫王仁的人帶了10卷《論語》和《千字文》東渡日本，獻給應神天皇作為皇子的讀書課本，並被聘為教師。由此儒學開始傳入日本。

到西元6世紀中葉，儒家經典《禮》、《樂》、《書》、《孝經》等先後傳到日本，中國儒家學說逐漸受到日本貴族的重視。西元604年，深受中國儒家思想影響，對中國文化推崇備至的聖德太子，以儒學為中心，摻雜法家、道家、儒學思想，制定了參考中國儒家經典編成的政府施政方針十七條。

西元701年（日本大寶元年），日本天皇為了鞏固儒學，參考唐代制度，制定了大寶律令，《大寶律令》對儒學在國家教育中的地位、組織體制和教學內容都有明確規定。把儒學作為貴族子弟在大學的必修課程，並明確將《孝經》、《論語》、《禮記》等儒家經典列為大學的必讀書目。

奈良、平安時代，儒學更為昌隆，天皇敕封孔子為「文宣王」，命各地祀孔。政府詔令每戶人家須藏有《孝經》一本，使儒學越出上層社會，進入尋常百姓之家，成為維持社會穩定的教化手段。諸如等等可以看到儒學無論在精神層面與制度方面都深深的影響著日本。

越南尊孔崇儒的中心在其首都河內。河內孔廟也叫國子監，它也兼祭祀與教育兩項功能。廟內的大成殿、奎文閣、東西廡及進士題名碑與中國相同。越南人把漢字稱作儒字，平時交往用越文，但對祖先、神靈祭祀、求福等活動，必須用漢字寫成祝文。在市場上可以看到許多「代寫漢字」的攤店。越南民間許多人信奉儒家思想，稱作儒教，或良教。意思是學習和奉行儒家思想後，人就會變好。一直以來越南人依照孔子忠、義、仁的思想，培養下一代。

馬來西亞華人約占36%，他們長期以來對儒家提倡的仁義道德一直奉行著。吉隆玻有座尊孔中學，就已建校九十多年。他們學儒學、用儒學更加實際。在當地未把中國字、中國話當作官方文字、官方語言的情況下，為了不讓自己的子弟忘記故國，有些人自己拿出錢來辦華文學校、編輯華文報刊、出版華文書籍，成為人們景仰的儒商。吳德芳先生主持的中華學術大會堂，在全國13個州都設有分堂，其主要任務就是研究中華傳統文化在馬來西亞如何運用等問題。在印尼、菲律賓同樣是這樣。

新加坡原來是馬來西亞最南面的一個省，1965年獨立後，社會經濟逐步發展。李光耀總理執政後，確定漢語、漢字與英語、英文共同作為國家的官方語言與文字。規定了「敬老周」、「禮貌周」，還組織一些國內外專家編寫了《儒家倫理課本》，由中學三、四年級選用。新加坡八十年代推行的儒家倫理教育，第一個目的在於抗拒西方的文化侵略，請出孔老夫子來，建立一個有道德的社會。第二個目的是穩定社會秩序。中國人以家庭為中心，家庭穩定了，社會才能穩定。

香港、澳門對弘揚以孔儒思想為代表的中華傳統文化更加重視。香港早在一、二十年代便已建立了弘揚儒學的孔教學院。七十多年來教學生學儒學、講傳統，堅守中華傳統文化的陣地。湯恩佳博士更到處傳播傳統文化，多次捐資，在國內十幾處立了大型孔子銅像。香港孔聖堂也辦起了中學和小學。香港中文大學專為儒學前輩錢穆先生建了圖書館。大學內有許多研究孔子與儒學的專家。孔教學院等學術團體每年孔子誕辰都召開大會紀念，許多次都是大型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澳門雖然被葡萄牙租借四百年，當地人民也從來沒忘記中華文化傳統。

東亞文化自然有其本土在地的特色，然中華文化的影響非僅於一時一地，當中華民族與東亞諸國的關係產生密切的文化交流時，便可看到儒學本身的特質不只適於中華民族，它同時也得到東亞諸國的認可，由是得見其普世價值。

撰稿人：簡逸光，佛光大學兼任助理教授